
1994年11月29日,西藏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途中遭遇车祸,因公殉职,年仅50岁。车祸发生时,阿里的发展规划还没有完全铺开,他却没能等到许多设想落地的那一天。
噩耗传回阿里,群众自发赶来送别。有人献上洁白的哈达,有人站在遗像前久久不语。对许多藏族群众来说,孔繁森不是只在文件上出现的干部,而是走进帐篷、走进牧户、走进病人身边的熟人。
处理遗物时,工作人员发现,他留下的钱款只有8元6角。另有一份材料,是他在生命后期整理的阿里经济发展建议,内容涉及交通、农牧业、教育和资源利用等方面。钱不多,事情却想得很远。
这件小事,常被人提起。它并不能概括孔繁森的一生,却能说明一个问题:他把个人生活压缩到了极低的位置,把精力全部放在了群众和工作上。这样的选择,并非一时冲动,而是多年形成的习惯。

1979年,35岁的孔繁森任山东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,组织决定选派干部进藏工作。他主动报了名。那时,他已经结婚,有三个孩子,家中还有年迈父母,妻子王庆芝身体也不算好。
母亲已经70多岁,听说儿子要去西藏,心里十分不舍。老人知道高原条件艰苦,担心儿子吃不消,更担心这个家无人照料。孔繁森反复解释,母亲仍然落泪。
面对母亲的阻拦,他曾跪在老人面前说:“我是共产党员,党需要我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朴素,却是当时许多干部面对组织安排时的真实态度。经过考虑,孔繁森还是踏上了进藏的路。
原定岗位是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,后来组织根据实际情况,将他安排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任县委副书记。高原反应来得很快,头痛、胸闷、呼吸困难都是常事,他却没有退缩。
在岗巴工作的三年里,他没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。短短几个月,便跑遍日喀则地区多个县区的公办学校,还深入村办小学了解师资和教学情况。牧区道路难走,他就骑马、步行,能到的地方尽量走到。
下乡时,他常带着一个药箱。药箱里装着常用药品,走到缺医少药的村庄,便为群众听诊、发药、打针。药用完了,行程也往往拖到很晚。有人劝他别管得太细,他只说:“群众找到了我,我就不能只听一听。”
有些地方长期受到大骨节病困扰。为了查清水源问题,孔繁森曾多次前往海拔接近5000米的山地采集水样。那不是象征性地走一趟,而是实实在在地爬山、取样、记录,再带回去分析。
一次下乡途中,他从马上摔下受伤。藏族群众发现后,抬着他走了30多里山路,送往能够救治的地方。群众愿意这样对待他,不是因为职位,而是因为他们见过他一次次走进自己的生活。
1981年,孔繁森结束第一段援藏工作回到山东。三年离家,孩子少了父亲的陪伴,老人少了儿子的照料,最辛苦的还是王庆芝。家里的农活、家务、照顾老人和抚养孩子,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。
那时农村生活并不轻松。挑猪粪、搬柴火、下地干活,许多重活累活都要有人承担。王庆芝体弱,却没有把困难挂在嘴边。夜深时,她还要下到粪池里清理猪粪;冬天过河取柴,船被别人用走,她便趟着冰冷的河水过去。

回来时,她的双腿冻得红肿发麻,只能绕远路回家。这样的日子,王庆芝过了不止一天。她很清楚,丈夫在西藏工作,家里不能再让他分心。于是,许多委屈被她自己咽了下去。
孔繁森返乡时常常带不回什么东西。有一次,妻子问他:“孩子和老人,什么也没带吗?”他回答:“钱都留给那边的老人和孩子了,他们更困难。”王庆芝听完没有争执,只是转过身擦了擦眼泪。
1988年,孔繁森再次进藏,任拉萨市副市长,分管文教、卫生和民政工作。此次离家,意味着长期留在高原。母亲年事已高,三个孩子尚未成年,王庆芝承担的担子比第一次更重。
1992年拉萨地震后,孔繁森赶赴灾区。在羊日岗乡的废墟中,他见到三个失去亲人的藏族孤儿,便决定把孩子接到身边照料。自己的生活本就拮据,收养孩子后更加紧张,日常饮食常常只是榨菜拌饭。

1993年,孔繁森调任阿里地委书记。阿里地域辽阔、交通困难,他用很短时间走访大量乡村和牧区。据公开资料记载,他任职期间行程超过8万公里,跑过阿里98个乡,摸清当地经济、教育、医疗和交通状况。
他把调研写进工作安排,也把困难写进发展方案。阿里需要什么,群众缺什么,哪些事情能立即办,哪些问题要长期解决,他都认真记录。那份留在遗物中的12条建议,正是这种工作方式的延续。
孔繁森去世后,王庆芝没有借助丈夫留下的声望为家人谋便利。女儿结婚,有人提出帮忙安排酒席,她拒绝了;同事想派车接送,她也没有接受。她说:“不能让别人说孔繁森的不是。”
这句话,是妻子对丈夫名誉的守护,也是她对这个家庭的要求。孔繁森在雪域高原奔波,王庆芝在山东乡村守住家门。一个把时间交给了群众,一个把家庭扛在肩上,二人的生活轨迹不同,承担的责任却紧紧连在一起。
孔繁森留下的,不只是几项工作成绩,也不只是一个清贫的遗物清单。对他的家人而言,那是一种不能丢掉的家风;对曾经接触过他的群众而言,那些走村入户、背药箱上山的身影,才是最具体的记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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